职场 | 卜新民：始终听从内心的呼唤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

卜新民，与共和国同龄，广东梅县人。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，1982年到广东省统计局工作，曾任局长、党组书记，省政协常委、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。

原题

始终听从内心的呼唤

（外一篇）

作者：卜新民

01

古稀回望，来路匆匆。1978年上大学，毕业到统计局再到政协，而后退休至现在，倏忽43年，几乎都在劳作中赶路，为理想为信念，也为五斗米忙碌。统计职场二十几年，本应是雄心最壮阔，精力最旺盛时期，也没什么精彩闪亮故事，始终听从内心的呼唤，本真做人，认真做事，扮演好自己担负的角色。

其中在广东统计担负最高职责十年，凡事尽心努力，但求无愧于心，那种对自己所负使命的担当，是一种高度职业自觉的心累，个中甘苦，扪心自知。

他人总认为，身处主位，不时在聚光灯下露脸，特别是新闻发言，电视有影，报纸有名，享受的是高光下的春风惬意。而自己的感受恰恰相反，觉得这是最让人烧脑煎熬的时刻。

广东经济新闻发布，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筹办主持，一年二至三次，中外媒体及各国驻广州领事馆经济参赞参加。与会者的问题五花八门，境外媒体尤其踊跃，经济问题不时夹杂着政治元素，角度特别刁钻。散会后还常被麦克风围住，没有十分八分钟的，摆脱不了那些执着敬业的新闻工作者。一些市统计局领导来见习，见我有问必答，顺畅流利，竟问我是否人家预先提交了问题，准备好后在会上作答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广东在全国率先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。作为第一批的新闻发言人，我的自信率性，得到省新闻办的肯定，说我是发言人中最好的，用十分钟简要介绍材料，其余时间回答问题，记者十分欢迎，不像有些人，往往大部分时间念稿，最后几分钟才是提问环节。

2003年《南方日报》在“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化，粤新闻发言人制度先行一步”文章提到，广东的一些新闻发言人“视野开阔、反应敏捷、平和务实、熟悉业务，展现出独特风采，如省统计局局长卜新民、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少东等人的新闻发言人角色就广受好评。”

摄像机前，聚光灯下，西装革履，外表轻松，面带微笑，其实全身细胞总动员，精神高度绷紧，脑筋快速运转，少有局外人认为的那种众目聚焦的愉悦，退场后往往全身疲乏，感觉刚历经了一劫。这就是工作，一种必须完成的本分之责，没有新闻界朋友赞誉的那么高大上，在全省统计工作者辛勤劳动成果上，自己仅作了分析判断，并用简明适当的语言，据实说出了大量数据背后蕴藏的经济实质而已。

视数字的真实为统计生命，始终遵循《统计法》赋予的权责，独立行使统计调查权和报告权，忠于数据原貌，不受干扰，用数字说话，这是自信敢言的底气所在。尊从内心的呼唤，不虚妄，说真话，是最省心省力的事，什么时候都不用担心自己曾经编过何种谎言，提供过什么假数据，现应如何圆谎掩饰，真诚直接，自然赢得赞许认同。

02

新闻发言人属公众人物，表现如何主要由媒体和群众评判。而作为政府部门主官，经常在不经意间遭受领导突如其来的询问，这更是一种不为外人道的，对个人政治业务素养的考验。

一次年底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，省委书记谈到农村工作时，分别问了身旁的省长和副书记农民收入多少，两位领导不知道还是回答未让书记满意，书记直接向台下发问：“统计局长来了没有，多少？”我站起来回答后心里也直打鼓，当时只有预计数，自己曾瞄过一眼，但没十分把握。会后给处长打电话，结果连小数点后两位都没错。像这样在大会小会或偶遇中，被领导询问具体数字，或作有关情况解析汇报的事不时遇到，都涉险过关，表现完美，一些政府同僚都说厉害。

人脑并非电脑，不可能什么都清晰无误，而总能化险为夷，真是应了“狗急可以跳墙”那句古语。这话听起来不雅，却说明了一个道理，不管人或动物，潜能都是巨大的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水平。

狗能够跳墙，当然需具备相当素质，比如较强的蹦跶能耐，不然非撞伤或摔死在墙脚下不可。对于我这种岗位的人来讲，能“跳墙”的根本要件是敬业。

职场中很满意自己工作的不多，但不管你满不满意喜不喜欢，既然执了此业，就必须敬业以诚，对得起自己所负的职责和俸禄，这是为人做事的底线之一，也是成功的基础。统计虽非自己所愿，一旦入职也就不敢懈怠。担任领导后，除了繁杂的政务外，眼睛更是盯紧经济和统计现实及理论前沿，上班自不必说，八小时外的新闻、报刊、网络无不如此，不自觉地成了职业习惯。夫人孩子的电话一直记不住，但可以在需要时，让曾过目的数字脱口而出，这种职业的敏感，是长期关注积累的潜能在瞬间的自然流露，更是敬业的本能体现。

美国畅销书《一万小时天才理论》作者丹尼尔·科伊尔发现，若想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至少需要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。自己在统计行当里浸润了若干个一万小时，虽成不了专家大师，却也锻造折腾成了懂行的统计实务工作者。说我厉害的人，看到的是白鹅凫水优雅安闲的表象，看不到水下面的两只脚，其实在一刻不停地扑腾。任何成功都没有什么容易可言，天才鸿运是稀罕事，长久的坚持，慢慢地攀登才是常态。

03

业务活难不倒人，难的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。2000年政府机构改革，职能转变，权力再分配，那都不是什么事，犯愁的是如何完成裁减人员编制任务，结果把文件规定可用的六把裁人的刀全用上了。相当一批脱岗人员并非自愿，一些人三番五次找上门来要求留任，最多的一位找了七次，在我办公桌前一坐就是一两小时。我非常理解退岗人员心情，认真倾听诉求，好言抚慰，但无法改变结果。那位仁兄第七次找我时，本来无意贬损他人自尊，但晓以大义说不通，只好实话实说。据他提出的理由指出，所担负的工作最没难度，而又没效率不出活，能耐排处室后面，年龄又符合提早退岗政策，只能裁你。一位不愿到新调整岗位的同事，一直纠缠，无奈之下只好说还有一条出路：辞职！这些狠话管用，好几位在我把话说绝后都没再找麻烦。

都是好人好同事，让人转岗、退养、学习，均属无奈之举。我这里是最后一关了，推无可推，好话丑话都是实话。行政编制被砍去一半，压减90名，相应的处级领导职数被裁去了一截，四个国家事业单位处室，因经费难以为继，人员又需妥善安排。虽经做工作，省编办给回了30个事业编，按实有工作人员，仍缺编几十个岗位。为了保证每位同志都能在省财政有个拿工资的位置，不给下来和后人留下隐患，不黑脸下狠心真没其他招数。

在自己这个位置，凡事难以都遂人意，难免遭人误解，开罪一些人。自己始终听从内心呼唤，不忘初心，无愧良知，向最好结果努力，积极妥善处置，最终总能得到大家理解，释然而不留积怨。

统计非权力部门，基层工作辛苦且难受重视。如何调动保护基层工作积极性，为他们着想说话，创造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，对当家人来说也是个难题。

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，各级统计部门利用普查数据核实下一级GDP数字，结果全省总量增加，排头兵位置更加巩固，而各市县区减少、持平、增加的各约占三分之一。增加的高兴，持平的好说，减少的统计局长就心慌了。

统计界没人想搞砸数字，更不愿从中作假，都知道真出毛病，板子往往打在自己身上，虽然问题的根子原本就在上面。为此，先后找主管副省长、省长、书记，说明市县GDP减少，历史问题累积是主因，也有方法制度改变的因素，更是统计工作人财物条件与任务不相匹配的结果，要求领导在即将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，为统计系统解压排难。结果，书记在会上对全省县以上领导指出，广东统计队伍是支过硬的队伍，现在有些市县经济总量减少，客观原因是主要的，责任在上面，各地要全面加强统计工作，让任务与条件相适应。书记一字不漏念完我拟写的两页文稿后，又手指着台下朗声说，GDP减少的市县领导注意，不能那么没水平，出错就难为统计局长！事后表明，还真没什么局长遭罪，有个别转岗的都给了较好的安排。由上面担责，为基层排忧解难，为实事求是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，整个系统都非常称道。

转岗到政协后，一次统计局老同志座谈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局长评价我时说:“当时没看错人！”退休后一次提起这事，老局长又当面肯定我：“当年大学生很多，不少非常聪明，综合德才，你是最全面的，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看错人。”这是对我26年统计生涯的高度认可和最大赞许。

近三十年的农村底层生活，使自己一直也高贵不起来，但也不曾低贱下去。本真、善良、纯朴、厚道的客家草根秉性，使自己不生非分之想，不使坏，不害人，不张狂，不逾规，平凡着，坦然着过自己的日子。因而也一直在人生路上的各个隘口得到贵人相扶，众人相帮，正如一次飞机上偶遇省委书记，要求我汇报完有关工作后，竖起大拇指说的那样：“很好，老实人不吃亏！”

 2021年7月1日定稿

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

外一篇

挪窝·搬家

作者：卜新民

窝和家本义相同，这里，窝仅指个人安身处，家还有眷属的内涵，因此，挪窝和搬家，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差别。

从乡下到城里，从集体宿舍到独立公寓，活到今天，挪了几次窝，搬了几回家，还真得扳着指头好好数数。但有那么几次，经历清晰，印象深刻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最初的窝

大学毕业来到广东省统计局，家眷仍“猫”在老家乡下，自己成了广州有老婆的单身汉，住的自然是集体宿舍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各单位住房紧缺，统计局也不例外，一套三居室的单元，挤进了刚分配来的九位学生，两块床板架在两张长凳上便是栖身之所。十平方米多的房间，摆不下三张书桌和三副常规尺寸的铺板，只好把其中的一块锯掉一半，否则房子里难以转身走动。多少年后，我们还把一块半铺板，当作调侃嘲笑统计局抠门的口实。

我在广州的第一个窝位于前进路，紧挨大马路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四层砖混结构楼房的顶楼最西边。骄阳似火的夏天，没有隔热降温设施，宿舍宛如蒸笼，晚上九条汉子光着膀子，摇着蒲扇仍挥汗如雨，虽没蒸过桑拿，却深谙其中之味了。

当时仍处试用期，每月工资54元，寄回20元家用，余下的吃饭、零花。孩子开学，都向财务科借钱，然后每月扣回五元，加之星期天AA制喝点小酒，月尾荷包常常瘪得仅存公共汽车月票，以及省政府食堂饭票两种有价证券。风扇当时绝对是奢侈品，我买不起，其他八位真光棍不知打的什么算盘，也都没买。可是，大家和着汗水，一样睡得踏实平和，没人为此烦躁失眠。

一次，乡下表弟因事到广州，同窝而睡两晚。两个1.75米有多的男人，罩在蚊帐里，侧身躺在90公分的床上，汗水浸润着草席和铺板，照样神凝梦甜，一夜安眠。

第二年春末，胖墩身材的陈姓同事，熬不过闷热，花30几元，买了台不知哪个手工作坊敲打出来的，四寸左右，没有定时，不会摇头，只有一个档位的风扇，成为我们宿舍以至十几位新同事里，除了手电筒和收音机外，拥有家用电器第一人，直让我们羡慕了好一阵子。

当上“厅长”

1983年夏，又一年学生毕业分配报到时节。经我挑头，与行政科长交涉，办公室主任纠缠，向主管副局长请求，最终把原本准备给新人的三居室，调整给了我们。

宿舍楼在省电视台旁，七层框架结构，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的新居位于二楼东南向，不论位置、环境、上班的便捷都大大优于旧巢。可是，当我们在一个礼拜天，扛着铺盖卷进去后却傻了眼。倒不是三个房子的大小、位置、朝向各异，好赖分明，而是三居室中的一个房子大小，摆不下原定的三张书桌，以及局办公室给我们新买的80公分宽的折叠钢丝床。

该如何安身呢？大家心情复杂，神色凝重，默不作声。

一般情况下，老祖宗传承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惯常办法是抓阄，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命运裁决。“穷人阄下愿”，这种千百年来，被大众认同，而广泛运用于协调各种利益纠葛的做法，也不失是一种公开公正公平的好办法。

愣了会神，我以大哥的身份发了话。首先表明自己睡客厅，然后按长幼，指定住到不同朝向大小的房间，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，谁也没有异议，比抓阄省事圆满有人情味多了。

事后，好事之徒笑我当了“厅长”，真是厅长后，老领导还调侃我八十年代初就是“厅级干部”，是老资格领导，说的就是蜗居客厅的事。

十几二十平方米的客厅有七扇门，三间房门，加上大门、阳台门、厨房门、厕所门，另外还得留下人行通道，于是，我在广州的第二个窝，就搭建在客厅靠窗台的厨房厕所门口。晚上睡觉前打开折叠床，把大学搬回的四个装满书籍的大纸箱塞到床底下，不让钢丝过度下坠，支起蚊帐，安然入睡。早晨起床后，三下五除二，把床铺书箱归拢到墙角，还真没感到有什么不方便的。

省统计局在政府大院内，除礼拜天外，我一般吃在省政府饭堂，晚上则在办公室看电视、看书或摇摇笔杆，回来都晚，宿舍就成为很纯粹的睡觉的窝。客厅里凉快，空气流通，尿臊味，油烟气，搅扰不了我。年轻人肾好，夜尿少，从未有人上厕所吵醒过我。

当时八个单身汉，正处于急于寻找伴侣的情爱饥渴期，一见女孩子眼睛就放绿光。他们谈对象搞恋爱，晚上什么时候溜回来，打开门回到房间，我竟全然不知。弟兄们刻意的蹑手蹑脚，悄无声息，除了恋情的隐秘外，也饱含了对我这个睡在客厅里的大哥，极大的关爱和尊敬。

这是一群因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天之骄子，青春热血，工作积极，生活简朴，极易满足。幸福不是拥有得多，而是计较得少，这是真理。

挂职挪窝

1984年，省局派我到老家梅县市统计局挂任副局长，属省里首批下挂锻炼的年轻人。其时，自己刚被任命为农村处副科长。

由是，我的窝挪到了梅县老县政府大院，住进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，砖混结构两层楼下的一个单间。这个窝，配有床和书桌，还有茶几和两张藤椅，虽是旧家什，但比三人一室和客厅的装备，奢华了不知多少。更主要的是，从此有了属于自己个人的私密空间。

在这个窝里，打下了全面了解各专业统计的基础。

白天应对工作，晚上书香飘飘。是时，国粹麻将正在城乡普及，任凭窗外三缺一呼声连连，我自岿然不动。一年多的时间，完成了不下十篇的统计分析报告。

在这个窝里，成长了真情与友谊。

年轻人都喜欢聚在这里喝茶聊天打闹，时不时各人采买食材，制作一个自己拿手的菜肴喝一杯。这是一段深情难忘值得记忆的时光，时至今日，只要回到县里，已星散在不同行业的哥儿们，必定要聚在一起坐坐，吃顿饭。2009年国庆，我在给五对铁哥们夫妇合影的相片上，写下了“二十五年友谊，一世的情缘”字句。

在这个窝里，拒绝了柔情和浪漫，也拒绝了故事和麻烦。

在小地方，省城来了个年轻人，其他单位的男女来访聊天也是平常事，都有些什么人，今天已没印象了。但，有位女子，接触时间很短，过程却至今没忘。

大约是到岗不到一月，广东正是仲夏时节。一晚，一位二十开外的女子飘然而至，一袭白色连衣裙，身材样貌气质都属优良类别。自称前不久，大院门口我跟他人聊天时，她在旁认识了我，现没事过来坐坐。当晚谈了什么已无从记忆，只记得她对我的底细很了解，自称是医务工作者，软声细语，谈吐得体。除觉得此女唐突之外，孤男美女，喝茶聊天，也颇惬意。

没过几天，此女又至，手提一筒上好饼干和两罐胃药，嘱我如何服食抗击胃炎。是晚谈及友谊情感话题是当年我的弱项，她举止大方，我却局促不安。走时，送她到门口，我微笑着但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：不欢迎您再来！

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，主动找上门来，总让人觉得这里面有不可外泄的秘密。有事相求，曲线救国？结交良友，红颜知己？看好后市，长线投资？寻找慰藉，情感寄托？男欢女爱，逢场作戏？萍水交往，人之常情……自己想歪了，错怪了人家？总之，我猜疑多心了，总怕往下走，触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柔弱处，闹得不可收拾。

自己至今也未能成为纯粹的共产党人，唯恐在纷繁世界的各种诱惑中迷失自我，总在认为有危险的游戏中赶忙关上欲望大门，日子过得平淡无奇，缺乏波澜，显得无趣。

全家进城

在省统计局，有好几个和我一样家眷在农村的老大学生，他们五十上下了仍过着单身生活，天天敲着饭盆跟我们一齐吃饭堂。他们的单身宿舍里，没有多少家什，零乱不堪。有的人冬天被子不叠，夏天堆在墙角，房间散发一股霉味，不时不修边幅的来上班。刚到统计局不久，计委一位有老婆的单身汉，因精神抑郁，清晨从我们办公室旁的宿舍三楼窗口跃下，随风而逝。

相信他们当年也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。长期枯燥的缺少亲情的单身生活，养成了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生活态度，极大地折损了他们的精神风貌，加之岁月风霜，让他们成了半老头儿。

我从他们身上，看到了自己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，由此谋划的抗争办法，是想调离广州到深圳去——新兴城市易于给家属找到工作，可解两地悬心之苦。还没等我采取具体行动，就派往梅县挂职来了。

挂职梅县，对个人生活来说，最大的收获就是以窝为基础，把全家户口迁进了县城。老婆和三个孩子，由吃谷的乡巴佬变成了吃米的城里人。

1983年始，各地对知识分子在提拔使用和解决两地分居等问题上，施与了特殊政策，我正赶上了这个机会。在当地政府和统计局的关照下，于1985年下半年把家属户口迁进了县城。一家五口分住城关三个地方，夫人和我住窝，大女儿吃住她四叔处，二闺女和小子住姑母家，吃在老县府大院，自己笑称：笨兔三窟。

跳出农门，这是乡村青年的终极梦想。现在不仅自己因恢复高考带来命运转机，而且出大学校门三年后，把家也带进了城里，那是实实在在的美梦成真。这在城里人看来不是什么事的事，而在我，却是这辈子生活中转折性大事。在中国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时，自己结束了二元结构的生活，虽然以后的路或许会更难，但那已是另一类的，全新生活所派生的问题了。

1985年是幸运之年，窝的主人喜事连连。家属农转非了；夫人进了印刷厂成了全民制正式职工；加入了共产党；职务由副科变成了综合处副处长；梅县市要留我在地方工作，说明活也干得不错，得到了大家的承认肯定。前面的好事我都很受用，最后一项却没有答应，自己是组织派下来的，怎么能私自留下来不走了呢！这种对不起单位的事不能干，因此，连留下来干什么都没问，也没向上汇报。

多年以后，在我省统计局长的第二任期内，当年要留我的书记升迁至副省长且分管统计，几次对我的班子成员和国家统计局领导说，当年我要留卜新民当县长，他不干，否则，早就……我倒没后悔过，世事如棋，因缘际会，忠诚和本分终究不会吃亏。

搬家迁穗

1986年4月，结束挂职生涯，窝挪回了广州，两居室的单元，与省局的司机一人一房。6月，结束北戴河两个月的全国局长学习班回来，即着手商调家属进穗事宜。

世间事就是这样，往往一顺则百顺。

有了上年的农转非，加上自己的处级官阶，只要有单位接纳，家属进广州就是合符政策之举，而夫人进局印刷室已在省局考虑之列。于是，夫人调动的申请报告，很快就送呈省劳动局调配处。自己心里也盘算着，报告批下来，加上户口劳动关系的迁移，孩子就读学校的洽谈等，一干事宜办完，暑假应没过完，赶在秋季开学前，还可以带小孩逛逛广州，走走动物园。

世间事就是这样，好事往往多磨。

不久，报告批下来，在省局人事处看到，申请表上盖的是“不同意调进”蓝色长方形批章，一下子把我搞懵了。

为什么不同意，人事处经办人说，不清楚。自己揣测认为，唯一能挑刺诟病的，是随迁人口太多，调进一位职工，后面跟着三个孩子。更有甚者，或许认为年纪不大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，是不是有假？不管怎样，结果是栽在多子多女多冤家上了。

按惯例，申请驳回，最快只能第二年再办了。我不服气，拿了判了死刑的申请表，决定自己直接去劳动局闯一闯。

接待我的是调配处的科长，一位四十多岁人特和善的女同志。科长表示，确是随迁人口太多而不同意调进。为此，我和科长拉起了家常，聊天似地提出自己不同看法。

我以弱者身份，诚恳地介绍了我们这茬人，包括自己走到今天的不易。中学毕业返乡，耕田做工，结婚生育，本以为一生沉沦，没料到时移势易，高考上学，变废为宝，有了今天。农村计划生育开展得晚且管得松，多孩生育，确是封建愚昧落后的表现，是个过错，但却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历史性错误。现在，让哪个孩子不随迁，都将留下诸多后遗症，给社会家庭尤其是孩子，带来莫大的伤害，又将造成新的历史过失。

我不了解劳动部门对随迁家属有什么具体要求和规定，也不自信自己的话能煽起多大的同情而打动对方，但讲的都是实情，是当年乡村青年普遍或特殊的境遇。科长很有耐心地听我叙说，不时插话询问情况，看得出，这是一位对孩子有着深厚情感的善良母亲，是一位实事求是极愿帮人解决问题的好公仆。

近一小时，科长终于表态，把表留下，我们再研究。

我几十年的路一直走得顺，总是得到好人相扶，相信，这次又遇到了贵人。

世间事就是这样，看似艰难复杂的事，办起来往往简单。

一个多星期后，批复下来，在原来的申请表上，上次盖着“不同意调进”的地方，加盖了黑色的“作废”两字，而在下面多了个红色“同意调进”的戳。

事后，一直到今天，我都不知道那位女科长姓甚名谁，只知道她秉理办事给了我家多大的恩典，感知到公务人员急老百姓之所急是多么的造福人间。

接下来，紧赶慢赶，一切按程序走，待我办完所有迁移手续，跟着装行李家具的货车，夫人领孩子乘客车，从梅县向广州出发时，已是1986年9月4日，全省各中小学已开学四天了。

搬家当天还有一段小插曲。

450公里的沙土路，货车颠簸十几小时，天擦黑时到达广州。十位男同事等在宿舍，冒小雨帮助卸车后，已是晚上九点多了。按约定，我马上骑自行车赶往姑父家接孩子，哪知扑了空。一样时间出发，客车比货车跑得快，十点多了，客车还未到，出事了？抑或广州迷了路找不到这里？老婆和二闺女一坐车就吐，长途旅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对亲人的牵挂，使人不想好的只想坏的，我的心不安起来，连忙往客运站赶。

一问，梅县顺风公司六时发的车还未到。工作人员又好心提醒，广州东西南北中不同地方都有梅县客车的停靠点，可以到别处问问。虽不明原因，但车确实未到，可一着急，竟丧失了基本的辨断能力，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广州不同方位的四个客车站，奔波了三个多小时，其中在公共电话亭两次打回电话询问，凌晨一点多回到姑父家，见到孩子们已抵达半个小时，告知因坏车晚点，才一块石头落地，万事大吉。

9月4日成为我家的特殊纪念日。有如抗战胜利，红场阅兵，诺曼底登陆等国家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一样，每年是日，都要选个地方，下馆子全家聚会。两年一过，我没了兴奋点，孩子们总适时提醒。待他们能挣钱时，更主动张罗，至今几十年不辍。

从乡下到县城，从县城到广州，孩子们深切感受到，这是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比儿时农村的伙伴，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，9月4日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也就更重，尊敬父母，关爱兄弟姐妹成为自觉意识。

国家纪念日承载了爱国主义内涵，9月4日的餐聚，无形中具有了敬老爱幼和谐家庭的功能，我也乐此不疲。

从一个人一个铺位开始，四年后，经过多次挪窝搬家的折腾，最终把全家五口挪进了广州。以后，从科长房到处长房再到局长房，从房改房至商品房，自己又搬了几次家，其中两次到中央党校一年半年的算不算挪窝，这还得重新定义。但不管挪窝还是搬家，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留下了自己成长的印记，记录了家庭发展的轨迹，也折射了中国近几十年社会变迁的真实情景。

2012年2月26日

卜新民专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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